一个人活了89岁，改了三次名字。第一个名字是家里取的，盼着日子兴旺发达；第二个名字是他自己改的，要建立工农政权；第三个名字是国家给他的，说他建功立业为人民。
一个被俘时连枪都没摸熟的二等兵，是怎么变成让美军公开承认"我们失败了"的战场指挥官的？
答案全在这三个名字里。
一个穷小子，在战场上做了一个最清醒的决定
1935年，华北农村的日子烂到底了。崔日发家里兄弟多，一碗稀粥要分好几份，谁都不敢多舀一勺。
那一年，县里来了招兵的，说当兵有饷银、有军粮、穿军装、拿枪杆子。崔日发听进去的就两个字——吃饱。他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了国民党东北军第109师的一名二等兵，年纪不过十六七岁。
进了军营才知道，东北军的日子也没好到哪儿去。九一八之后，这帮人心里窝着气，对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颇有怨言，训练松散，军纪也一塌糊涂。
老兵第一天就给他上了最重要的一课——真打起来，别往前冲。枪一响，找个机会把枪一扔，双手抱头蹲下。他们说，红军不杀俘虏，愿意回家的还给路费，这话在底层士兵里传得比军令还响。
1935年11月，红军在陕北直罗镇设了个口袋阵。第109师的师长没摸清地形，领着五六千人大摇大摆地钻进去。第二天拂晓，红军从四面合围，炮声一响，崔日发做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。
他端起步枪，朝天上扣了一枪，然后把枪扔了，双手抱头蹲在地上。
这不是怯懦，这是当时东北军底层士兵最理性的算法。这一仗，109师五千多人被俘，师长被击毙，整师烟消云散。
被押着走的路上，崔日发以为等着他的是审讯和惩罚。结果来了个红军战士，给他递水，分了块饼，还耐心地讲了一堆他半懂不懂的道理——什么民族危亡，什么抗日救国。
他没太听明白内容，但他感受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东西：被当个人对待。
到了要做决定的时候——回家，或者留下——崔日发盘算了一下。回家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迟早再被抓壮丁，再上一次战场，再赌一次运气。留下呢？有饭吃，有人教识字，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力量在拉着他。
他对登记的干部说：我也去当红军。
这是他人生里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选择。
没多久，他把名字从崔日发改成了崔建工。"建立工农政权"——一个只上过几年私塾的穷农家子弟，用改名字这件事，把自己的位置说清楚了。
从那之后，他就跟着部队打平型关，走太行山，在晋东南跟日军周旋。有一回被围在小山村里，他急中生智，让战士们用稻草扎了一堆草人，穿上军装戴上军帽摆在战壕里，自己带主力趁夜从薄弱处溜出去了。这种打法，他后来用得越来越熟练。
一场美军以为五天能结束的小仗，打出了一个让世界变色的名字
1945年10月，重庆谈判刚结束，墨水都没干，蒋介石就调兵沿平汉线北上，冲着晋冀鲁豫解放区来了。
战场吃紧，太行七分区司令员在战斗中负了伤，指挥链条断掉了。时任团政委的崔建工二话没说，把负伤的司令员送下去，自己顶上去，带着部队在漳河边守了整整两天两夜，硬是把援军挡在对岸。
当天晚上，刘伯承亲自下命令：让崔建工代理太行七分区司令员。
一个政工干部，就这样变成了军事主官。不是靠资历，是靠那两天两夜。
又过了几年，他成了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的师长，名字也改成了崔建工。1951年，四十五师入朝，驻守五圣山一带。彭德怀说过一句话，"丢了五圣山，后面两百里将无险可守"——这句话，崔建功记在心里，一字不差。
为了守这块地方，他让全师提前五个多月开始挖坑道，挖了三百多条，总长度超过八千米。每条坑道顶部的岩层厚度不低于三十米——这个厚度，足以扛住当时任何常规炸弹的直接命中。
美国人那边，新任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正发愁。1952年是美国大选年，国内反战情绪越来越高，他迫切需要一场"胜利"来挽回颜面。他批了一个叫"摊牌行动"的计划，目标是两个小山头，预计出动两个营，五天结束，伤亡两百人。
克拉克批准的时候特别交代：对这个行动只做例行报道，不要搞得太大。
1952年10月14日凌晨，炮声响了。
两个多小时内，三十多万发炮弹砸在上甘岭，山头被活生生削去了两米，所有地面工事荡然无存。高峰时段，这两个小山头每一秒钟要挨六发炮弹。
但坑道还在。
崔建功的战术是这样的：白天敌人靠炮火和人命把山头占了，志愿军就缩回坑道；等夜幕一降，战士们从坑道钻出来，熟门熟路地把阵地一口气夺回去。第二天白天，再来一遍。
这一套打法，让美军的炮弹效率缩水了十几倍。坑道战之前，大概四五十发炮弹就能让志愿军减员一个人；坑道战打起来之后，这个数字涨到了六百多发——同样的炮弹，同样的代价，战果缩水了十几倍。
但代价依然惨烈。战斗打到后期，四十五师班级骨干几乎伤亡殆尽，有的连队拢共就剩十几个人。崔建功打电话给军长秦基伟，说话已经哽咽了："军长，我的部队快打光了，没有兵怎么打仗？"
秦基伟回的话很硬："15军的人流血不流泪。伤亡再大，也得打下去。"
崔建功挂了电话，在师作战会议上说：打剩一个连，我当连长；打剩一个班，我当班长。如果我牺牲了，副师长接着干。
就在这段时间里，有个叫黄继光的通讯员，在离天亮只有四十分钟的夜晚，爬向一个压制住己方冲锋的火力点。出发时三个人，走到半路剩他一个。他把自己的胸膛，堵在了枪口上。
43天后，这场美军预计五天结束的"小仗"，以歼敌两万五千人落幕。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：美军在三角形山确实失败了。
国家给他的第三个名字，他觉得自己不配
战役结束后，崔建功率部回国，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。在办理证件的时候，全国人大秘书处的工作人员看了看他的名字，建议他改一个字——把"建工"改成"建功"，取"建功立业为人民"的意思。
这是一个行政意义上的小建议，却是一个国家级别的盖章认证。
1953年，毛主席在接见他时握着他的手说：上甘岭打得好，你是个年轻干部，好好干。1955年，他被授少将军衔，美国那边的媒体还在讨论那两个小山头。
按理说，这是一个完美的英雄故事，有被俘的起点，有反转的中段，有荣耀的结尾。
但崔建功自己不这么想。
1956年，电影《上甘岭》在各地放映，轰动全国。有一次放映安排在昆明军区，座位表上崔建功在前排。电影没放多久，他就离开了，等放映结束，他的位置还空着。
他后来解释：不是不想看，是不忍看。那么多人上去了，再也没有回来，我坐在那儿怎么看得下去？
他对这部电影有另一个评价，说得不客气："电影里这哪像打仗，这是打着玩儿。好人死不掉，坏人死干净——像这样打，我这个师长太好当了。"
2004年，崔建功在武汉去世，享年89岁。告别仪式上没有人宣读悼词，因为他的故事不需要念——来送别的人，都记得。
从"日子兴旺发达"的崔日发，到"建立工农政权"的崔建工东莞股票配资平台官网，再到"建功立业为人民"的崔建功，三个名字走完了一个人的一生。他本人从没觉得自己是什么英雄，因为他始终记得那些名字没能被改掉、就此消失在山头上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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